金國藩：60 年代初，國防建設急需一種叫“劈錐”的零件，這是控制多門火炮裝置所用的關鍵零件之一。火炮要打一個空中目標，必須每個門火炮都轉到一定角度，劈錐實際上是一個立體的凸輪，給定一個信號，炮和劈錐應該轉多大角度都是設計好的，這樣打出的炮彈才能攻擊到一個地方。

當時，蘇聯也不賣劈錐給我們，更談不上教我國如何制作這種零件和測量所制零件的精度。國家打算通過港商從英國購買測量機，然而當英國政府知道是中國購買，斷然拒絕。這種情況下，國防工辦決定自力更生，自行研制，并且把任務下到清華大學。學校組織精儀系和計算機系聯合攻關制作程控劈錐加工機與測量機，要求我們光學儀器教研組研制一臺三座標光柵測量機。

那時我剛剛由精密儀器教研組轉到光學儀器教研組，對光學一竅不通。特別是我們做光柵測量頭部分，什么是光柵，我都不知道。碰上如此艱巨的任務，被迫擔起項目負責人的重擔。我組有鄔敏賢教授和嚴瑛白教授，我們就在一起學習，并到上海光學儀器廠制作光柵，搭成測量系統。

我帶著一班人去調研、學習，反復閱讀參考資料、弄清原理，不管外面怎樣，也不能干擾我們的研究。1969年國慶節前夕，隨著打印機“嗒嗒嗒”的聲音，一張張測試數據自動輸出：X、Y兩個坐標的分辨率為0.025毫米，角分辨率為1/4分。精度和自動化程度全都達到了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就這樣，我國第一臺三座標光柵測量機研制成功了！

這一技術現在已經很陳舊，現在光柵測量完全用電路控制，但在當時是尖端技術，精度和自動化程度都達到了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研制成本也遠遠低于從國外購買1臺測量機的價格。

我搞光學是逼著上，憋著氣干，干中學。

張志剛：1980年代您被選派出國，在國外您主要學習哪個方面的內容？

金國藩：1978年的時候，已經沒有家庭出身的觀念了。德國科學交換中心愿意跟中國建立聯系，教育部就把這個機會給了清華，一共6個教授、副教授。我去了埃爾朗根大學（FAU），一個比較有歷史的學校。埃爾朗根教研組有個教授叫羅曼（Adolf W. Lohmann），他是計算全息的發明人，因為此前我已開始接觸計算全息工作，我就是沖著他去的，學習他發明的計算機制全息圖。實際上我們已經在國內開展了相關工作，但是做的不好。我在埃爾朗根期間，學習了“光學信息處理”與“計算全息”，掌握了計算全息的基本原理和編制程序，近半年的時間我收獲很大。

中間一段時間又到了英國的赫瑞-瓦特大學。當時美國提出星球大戰計劃，要做光學計算方面的研究，他們請羅曼過去，但是德國很多學生反對，所以他最終沒去。于是赫瑞-瓦特大學的系主任就邀請我，去給他們的教師、研究生講課。

我回國后第二年，邀請羅曼教授來華講學，這是國內首次講授“光學信息處理”這門課程，聽課人數超過300人。因為當時的學生都是學俄語，不學英語，教師也沒有機會學英語，所以是羅曼教授講一句，然后由我和戚康男兩人再翻譯一遍。從此開辟了我國“光學信息處理”的教學和相關的研究工作。

張志剛：您還記得當時哪些東西給您印象最深嗎？

金國藩：去德國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外國，看到每家都有電燈、電話、小洋房、綠草地，真是眼界大開，看到了我國與先進國家的差距。

德國人無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認真，而英國人每到下午三點多鐘就進入下午茶時間。參加下午茶時間的外國人很少，大家主要談自己的研究。每個星期都有一個研討會，不管你的研究領域是什么，大家都談自己的研究，談實驗室，興許還會相約去實驗室看看所做的東西，能互相啟發。還有一點，他們都有自己的機加工車間，有什么急活，馬上就能做出來，不耽誤科研。其實這個我們以前也有，后來就改沒了。

1978-1979，金國藩在德國進修期間（圖片來源于《追光者：金國藩九十自述》）

張志剛：您回國后大力推動衍射光學、計算全息和二元光學等學科發展，具體做了哪些相關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