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澤院士當然是相信的，他也更加明白，科技不會憑空變成生產力，而是“需要人來推動轉化”。于是，張澤院士與團隊毅然決定自掏腰包湊錢將專利買下來，并成立公司，“自己來做科技成果轉化”。

從實驗室到辦公室

張澤院士牽頭的國家重大科研儀器研制項目產生的兩項國家重大科技成果，其中原子點陣分辨高溫力學原位研究系統交由百實創（北京）科技進行轉化落地，而納米分辨高溫力學原位研究系統則交由浙江祺躍科技轉化，也就是我們采訪張澤院士的地方。不過，創業自然會面臨與科研完全不同的挑戰，在談到商業化的難度時，他坦言原子分辨率電子顯微鏡的研究對象太小了，與工業生產相去甚遠，更多的還是會服務科研機構進行科技前沿探索，大面積推廣難度很高；而祺躍科技的原位高溫掃描電子顯微鏡（SEM）則在研究尺度上更接近工業生產，市場化的可能性更大，這也是他當前正在不斷追求突破和努力的方向。

圖：祺躍科技的原位高溫掃描電子顯微鏡丨來源：祺躍科技

為什么一定要堅持商業化呢？張澤院士仍然記得，“1958 年我們國家就有了自己的透射電子顯微鏡，但走到現在，沒了”，“而幾乎與我國同期研發的捷克泰斯肯，現在已經成為了國際主流廠商之一”，在掃描電子顯微鏡領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這是因為在時代的動蕩和劇變之中，泰斯肯“有點像改革開放初期的國企一樣，進行了改制”，而我們的科技廠商沒有。事到如今，張澤院士認為，“卡脖子”其實不一定是壞事，事實上是在倒逼我們去發展，這樣國內的企業反而有了機會。祺躍科技于 2019 年成立，“當年的銷售額就有五百多萬元，轉年就翻番了，而今年預期大概在三千多萬元左右”，很明顯，這反映了市場的需求。此外，我們還從祺躍的研發實驗室了解到，“光現在的訂單就已經排到了明年”。

除了更高的效率之外，商業化、市場化的重要性更體現在中國企業作為重要創新主體，必須要真正用上科學的工具、手段和思維，才能帶動整個材料產業和制造業向中高端升級，進而“推動中國制造業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型”。

當然，商業化之路并非坦途。“企業是追求利潤的，并不掌握那么多科學”，張澤院士用水泥舉了個例子，“同樣是水泥，我們的水泥論噸賣，我們的企業都在拼誰的價格更低；而醫療上用于補牙、補骨頭的進口水泥，是按克賣的，差六個數量級”，誰利潤更高不言自明，這就是科學的力量，而“絕大部分的企業意識不到”。于是，哪怕是投入大量資本進行數字化、自動化轉型的企業和廠商，也很可能無法接受部署科研儀器來對自己的生產進行升級，因為這觸及到了大部分企業認知的“無人區”，而市場還沒有給到足夠的壓力來倒逼他們學習。不過，張澤院士說道，“材料危機其實已經到來”，誰能更快地更新知識結構、提高認知水平，誰就能從低端制造的紅海中掙脫出來。因此，他也建議中國的企業，“不僅要配備首席技術官，還應該有一位首席科學官”，因為“搞技術的不會懂科學，至少懂不了那么深，而搞科學的人又管不了那么實用的技術，二者的結合恐怕是必需的”，張澤院士如此說道。

針對這樣的情況，張澤院士也在帶領祺躍科技堅定地踐行市場化運作。首先從進口電鏡的配套做起，專注最符合產業需求的，能滿足原位、實時、動態觀察顯微結構與力學性能表征關系的配套產品，讓企業不再盲目試錯，能夠精準地錨定所需的材料性能，而這正是被國際主流廠商所忽略的。張澤院士不失幽默地打了個比方，同樣是面粉，在一套參數下能被搟成餃子皮，只要需求一變，變成了餛飩皮，整套參數就失效了，需要從頭來過。而“材料（需求）是一定會變的”，張澤院士說道，祺躍提供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則可以做到實時的可視化，能看到整個變化的過程，也就能幫助企業隨時調整、升級，不論需求是什么都可以應付自如。

同時，祺躍的解決方案還覆蓋了材料科學中很重要的疲勞和蠕變問題，支持超長時間運行，真正實現材料問題的一站式解決。并且，由于“很多企業不相信一個微小的材料樣本能代表其工廠中生產的部件，因為他們不明白材料的性能是由微觀單元結構決定的”，張澤院士說道，“其實很多材料學家也不知道”，于是祺躍就努力克服技術困難，將電子顯微鏡的腔體做得更大，可以直接將零部件整體放入檢測。

圖：原位高溫蠕變/疲勞長時間測試系統丨來源：祺躍科技